自己掏钱请学生吃饭，让孩子感受家的温暖；身患多种疾病，仍坚持办学，20年矢志不渝……他就是安徽省桐城中华职业学校的创办者、“全国第二届黄炎培职业教育杰出校长”、“诚实守信的中国好人”——82岁的徐智明。

　　 1993年，徐智明从安徽省桐城市教育局退休后，创办了一所既学技术又学文化的职业学校。

　　 办学之初，一切从零开始。徐智明和同伴凑钱办了一家小型聚塑厂，用2000元买了一台旧吉普车跑出租，开办职业介绍所，终于用“滚雪球”的方式，把一个借“鸡”下“蛋”的培训班，硬是办成一所安徽省省级示范职业高中。

　　 如今的中华职校占地108亩，建筑面积2.7万平方米。学校开设15个专业，已毕业8520人，就业率98%。办学以来，学校先后培训粗放型技术人员75410人，为地方经济发展作出了贡献。

　　 成就的背后是常人无法想象的艰辛。尽管身患高血压、糖尿病等疾病，但徐智明在建新校的7个月里，仍然每天早上5点到工地，中午吃方便面，晚上8点回家，整天“泡”在工地上。每年招生期间，他早出晚归，走乡串村，用保温瓶装上胰岛素，随身带着给自己注射。

　　 20年如一日的操劳，徐智明付出的劳动报酬已无法用金钱衡量。创业之初，他连续4年分文未取，出差开会都自掏腰包。直到现在，他的工资还远远低于教师平均工资水平。他虽掌管几千万元的资产，但自己却非常节省。然而，他为了学生舍得花钱，毫不吝惜。中华职业学校90%的学生来自农村，其中一半以上是家庭困难学生。徐智明先后减免学费40万元，争取民政部门救济和私企老总捐助共61万元，使贫困生不花钱也能上学。

　　 2010年，学校总资产规模已达4000万元。徐智明深谙自己年事已高，要想持续发挥教育资源的效益，培养更多更好的人才，唯有将它捐赠给政府。2011年，他向市政府递交了无偿捐赠报告。“我的人生价值观就是奉献，所以办学之初我就没想到为个人谋利益。”徐智明坦然地说。

　　 老骥伏枥，志在千里。如今，徐智明正在谋划着如何适应新一轮职业教育改革的大好形势，把中华职校办成服务经济、造福百姓、让人民满意的学校，为更多学生打开成才之窗。

    核心提示：东莞家长只要登录教育信息化平台，就可看到孩子在校的表现、作业以及所有通知。9月25日，东莞市政府发布“教育信息化平台”的建设成果，以进一步提升教育质量、促进教育公平。

　　同时，东莞还开发建设了可供全市学生、家长、教师、教育管理人员等使用的五个体系，共24个信息化应用平台。这五个体系、24个应用平台已基本完成开发，其中15个平台已线使用，9个平台正处于最后的测试阶段，全部应用平台都将于今年内投入使用。全部平台可通过新版的一个网站登录，全市学生、家长、教职工和教育管理人员，均可使用一人一个账号进入有授权的所有平台进行操作。

　　譬如，东莞开发了“微课掌上通”，将教育信息化服务从电脑拓展到手机，主要功能有家校沟通、学生在线作业等，为教师、学生、家长提供了一个公益性家校互动沟通平台。相比使用商业性家校沟通服务，仅此项功能即可为东莞市家长每年节省约1亿元的开支。截至9月23日，东莞市已完成分配账号268万人，其中教师7.2万人、学生108万人、家长152.8万人，日访问量约10万人次。

新华网合肥１１月２６日电（记者　周畅）记者从安徽省教育厅获悉，自２００７－２０１３年，安徽省职业院校为经济社会发展输送毕业生２７０万人，其中为现代物流、电子商务等快速发展的行业培养了１９４余万名技能人才，填补了行业人才缺口。

安徽省是教育部省级政府教育统筹综合改革试点省，２０１２年，教育部与安徽省政府签订战略合作协议，共同推进皖江城市带承接产业转移国家职业教育改革试验区建设。２０１３年，试验区职业院校牵头成立了２０个涉及加工制造、交通运输等产业领域的职教集团，集团内校企合作产生的直接经济效益超过１．５亿元。

通过省市统筹、集团化办学，目前安徽省高职院校共有国家示范院校８所、省级示范院校１２所、省重点建设院校３所；中职学校有国家改革发展示范校４０所、国家重点校４３所、省级示范校８３所。

昨日，省委、省政府召开全省职业教育工作电视电话会议，贯彻落实全国职业教育工作会议和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批示、李克强总理重要讲话精神，安排部署我省职业教育改革发展工作。

省委书记李鸿忠出席会议并讲话。省长王国生主持会议。省委常委、省委秘书长傅德辉出席会议。副省长郭生练、梁惠玲就做好全省职业教育工作作具体安排。

会议认为，大力发展职业教育，是调整经济结构、加快经济发展的重要抓手，是促进就业、改善民生的重要举措，是“建成支点、走在前列”的重要保障。我省要应对新工业革命带来的挑战，实现由工业大省向工业强省的转变，推动经济转型升级、提质增效，必须抓住职业培训这个关键，让千千万万拥有较强动手能力和技能特长的人投身劳动实践，使更多“湖北制造”成为“湖北创造”。当前，我省促进就业的任务十分繁重。与此同时，经济社会发展对各类职业教育人才的需求量越来越大，职业教育发展空间很大。我们要以就业为导向、以民生为目的，大力发展职业教育，有效缓解“就业难”与“用工荒”矛盾，促进社会充分就业。我省是教育大省，职教资源丰富。全省各级党委、政府要统一思想、提高认识，树立“抓职业教育就是抓经济、抓发展、抓民生”的意识，把大力发展职业教育摆在更加突出的位置，作为发挥我省教育优势、增强竞争优势、加快经济社会发展的重大战略性举措来抓，调整教育结构，科学配置教育资源，把更多的资源配置到职业教育上来，为加快“建成支点、走在前列”提供人力资源保障。

会议指出，加快构建现代职业教育体系，要明确方向、把握重点。把“以用立业”作为指导思想，面向社会、市场、企业和农村办学，紧紧围绕湖北经济社会发展需求和提高学生的实践技能和就业能力办学。把完善体系作为主攻方向，适应经济发展方式转变、现代产业体系建设和人的全面发展要求，加强衔接交汇，统筹协调好各层次、各类型职业教育，推动职业教育与普通教育、继续教育相互沟通。把改革创新作为重要手段，改革办学体制、办学模式，引导支持社会力量兴办职业教育，形成多元化的职业教育发展格局。坚持“产教融合、校企合作、工学结合、知行合一”，实现职业教育人才培养与产业的无缝对接。把提高质量作为根本任务，坚持立德树人，提升人才培养质量，实现以质量为核心的内涵式发展。会议强调，职业教育是一个系统工程，任务艰巨，牵涉面广。全省各级党委、政府要切实加强组织领导，发挥政府主导作用，加强顶层设计，整合各种资源，调动各方参与，改善办学条件，为推动全省职业教育改革发展营造良好环境、形成强大合力。

省政府秘书长王祥喜等出席会议。省教育厅、省人社厅、省交通厅、宜昌市、郧县、中铁大桥局集团、黄冈职业技术学院、武汉铁路技师学院、武汉市新洲区高级职业中学、湖北创业高级技工学校负责同志在会上作了交流发言。

薛红伟 绘

编者按：

    日前，在第三届（中国）天使投资与创业教育高峰会上，中国创业智库理事长赵延忱透露了两个多少让人有些遗憾的数字——最早尝试开办“创业先锋班”的一所知名高校，毕业5期学生，毕业生创业人数为“零”；2012年经教育部批准设立创业相关院系的两所大学，如今学生临近毕业，选择创业的人数也是“零”。

    “创业先锋班”毕业生无人创业，是创业教育的失败还是一种合乎规律的正常现象？我们是该取消创业教育，还是该放低期待，给“创业先锋班”毕业生更多的时间？创业教育还要不要搞，到底该怎么铺开？本期我们刊发两篇不同观点的文章，以期通过争鸣回归理性。

“岸上学游泳”怎能教出创业先锋

    一个从来没有经历过“不确定性”历练的人，到“创业先锋班”里学上几天，就能信心满满、闯劲十足地投身创业，那是异想天开。

    ■顾骏

    “创业先锋班”毕业后无人创业，让专家们心生质疑：创业教育问题究竟出在哪里？其实，这个问题完全是“伪问题”。翻看历史，创业者尤其是获得巨大成功的创业者，很多都不是哪所学校教育出来的，无论远的如陶朱公范蠡，近的如香港李嘉诚、制造业的王永庆、信息技术的比尔·盖茨、社交玩大了的扎尔伯格、发明“光棍节”的马云，哪一个是“创业教育”的产出？

    说得再不好听些，那些给学子进行“创业教育”的老师们又是在哪个领域创业成功的？不客气地说，这些老师充其量是办了几个班，讲了几门课，或者在企业里体验了一段时间而已，他们离真正的创业还不知道有几百几千里。即便自己创业成功，能否带出下一代创业者，仍然充满不确定性，否则所有家族企业都可以“传至千秋万代”：难道老创业者的耳提面命，既有经验传授，又有实习指导，还不如几门创业课来得效果好？

    创业本身是一个过程，真正的创业者很少是学好了有关创业的“应知应会”，从登记办证、资金贷款、市场营销到法律交涉一条龙之后，才“开业”的。讲授社会调查的教师常对学生说，“初学三年，天下通行；再学三年，寸步难行”，意思是把社会调查的理论和方法论都搞清楚了，才知道不是一件简单的事。这话在理，但说的是规范学科的程序和方法要求，不同于创业这类创造性活动。越是样样都知道，越是满眼条条框框，到处地雷加陷阱，没有了胆量，更没了直觉或灵感，一步不敢越雷池，课堂上比划的那两下，权作意思意思罢了。创业不是教出来的，因为经商是向不确定性要饭吃，市场瞬息万变，课堂上讲的大多属于“胶柱鼓瑟”、“纸上谈兵”，似乎只要记住几条原理，就可以包打天下。真正的创业者许多是“直觉、大胆、鲁莽、冒险、执迷”等“不良素质”的综合体，车库里的比尔·盖茨规划过日后的微软？15年前的马云准备过将“双11”注册？凡一开始就“确定无误”的创业规划，不成功甚至都没有启动的居多。

    说到“确定性”，还真是中国教育深入骨髓的暗病。当下的教育常被诟病为“应试教育”，只为考上大学服务，从来没有为学生将来的创业做长远的考虑和准备。应试教育在方法上以题海战术见长，恨不能将全世界的题目做完了，考试时权当重做一遍，而这样的目标和战术概括起来就是尽最大可能通过高考，而不是给学生未来创业所必需的能力。

    长期浸淫在应试教育的环境下，最后出来的学生只会在别人安排好的“确定性”范围内活动，要把他或她放到市场经济这样充满“不确定性”的环境中，会有什么“良好反应”？商机在哪里，他们知道吗？投资有风险，风险在哪里，他们知道吗？消费者需求隐藏越来越深，卖点在哪里，他们知道吗？经济形势瞬息万变，下一个创业时机何时出现，他们知道吗？一个从来没有经历过“不确定性”历练的人，到“创业先锋班”里学上几天，靠“岸上学游泳”，就能信心满满、闯劲十足地投身创业，那是异想天开。

    一个社会真要鼓励和培育创业者，不需要搞什么创业教育体系，那多半是给不会创业的人拿去应付有心无胆创业者的名头，当不了真。能带来实际效果的，还是在将创业精神和理念渗透于日常的教育教学之外，依靠全社会形成的氛围和体制。为求安稳而千军万马挤公务员或事业编制考试的“独木桥”，宁可在政府机关内熬年头，也不愿在成长期的民营企业里实现自身发展，如此心态越普遍，一个社会的创业者自然就越稀缺。看看改革初期闯出来多少农民企业家，可谓数不胜数，而今天的大学毕业生畏首畏尾，不敢创业，这到底是教育的问题还是社会环境乃至管理体制的问题？相信许多人已有答案。 (作者系上海大学教授)

“零创业”恰好证明创业教育需加强

    创业教育是否有效，评价指标应是全面、科学、多元的。是否有人即刻创业，只是教育有效与否的众多指标之一。

    ■铁铮

    某知名高校5期“创业先锋班”毕业生中创业人数为“零”，另两所大学设立创业相关院系的学生选择创业者也为“零”。这两个“零”的出现给了一些人否定创业教育的口实，发出了创业教育要不要继续下去的疑问。笔者认为，这两个“零”的出现，恰恰是对进一步加强和改进创业教育的呼唤，也证明了创业教育只能加强，不能削弱。

    谈论这个话题，首先要探讨如何评价创业教育的效果。创业教育是否有效，评价指标应是全面、科学、多元的。是否有人即刻创业，只是教育有效与否的众多指标之一。这一指标占比应该多大，需要加以科学论证。用一个指标来否定整个创业教育的效果，显然有以偏概全之嫌。再退一步讲，即便是一校、一院、一班存在某些问题，也不能因此全盘否定创业教育。

    创业教育是培养人的创业意识、创业思维、创业技能等综合素质，使之具有一定创业能力的教育。为了适应经济社会和国家发展战略的需要，创业教育应运而生。创业教育的重点在于教育和引导学生了解创业的必要性、重要性，掌握创业的基本规律、有效方法、实现途径以及需注重的关键问题，以便为学生将来选择创业之路奠定基础。如果这一目标基本实现，说明这一教育是有效果的。

    学什么和做什么完全画等号的时代已经过去了。前不久，有人公布了所谓专业对口的调查分析，社会公众很是不以为然。因为学什么不一定做什么，成了当代大学生就业的新常态。当今早已进入“秒杀时代”，整个社会瞬息万变。教育和职业的需求不可能永远是一一对应关系。接受创业教育的学生现在不创业，并不等于将来不创业。没有选择创业，也不等于学到的创业知识一无所用。

    科技部原部长徐冠华曾说过，学生们学的东西在学的过程中就已经有80%过时了，而将来走上社会用到的80%那部分还没有诞生出来。但这并不能否定教育的理由，只是说明当代教育的责任更加艰巨，更加需要变革。某校新媒体学院负责人说，现在国内许多著名的新媒体公司CEO都是该院培养的，但他们现在用得到的知识，都不是在学校里学到的。

    有人说，创业本身实践性极强，举出了许多创业成功者的例子，试图证明创业者不是靠教育培养出来的。这样说并非没有道理。但科学的教育对实践的指导意义毋庸置疑。从众多或成功或失败的创业中总结提炼出来的规律，以恰当的方式传授给学生，可以帮助他们少碰钉子、少走弯路。

    当然，这并不是说现在的创业教育就完美无缺了。两个“零”的出现到底说明了什么，值得深入探讨和研究。创业教育虽然推行了几年，但还属于新生事物，有许多问题需要继续摸索。高校要认真研究国内、国际创业的大趋势，借鉴、总结创业教育的经验和教训，加大改革的力度，与中国国情和创业实践相结合。

    任何时候，教育都不是万能的。指望开一门课、办一个专业、建一个学院，就能解决所有的问题显然是过于天真了。教育不可能一蹴而就，评价教育更不能急功近利。现在有种不好的倾向，即谁都可以批评教育，任何负面的东西都归咎于教育，出台的教育举措都会受到抨击。这一方面体现了社会对教育的关心、关注、关爱，同时在一定程度上给教育者、教育部门造成了不必要的压力，给教育教学改革设置了一些障碍。教育的发展和繁荣、教学的改革和完善，需要学校和教师们的努力，更需要社会对教育的宽容、包容，需要有利的舆论环境。相对而言，创业教育尤其需要如此。（作者系北京林业大学教授）

　　东快讯（记者吴静）我省将从台湾地区引进优质的师资，在科研课题和职称评聘方面给予相应的待遇。《福建省促进闽台职业教育合作条例（草案）》（以下简称《条例（草案）》）昨日在省十二届人大常委会第十二次会议上提交一审，我省拟鼓励闽台两地的高校、职业学校等搭建合作平台，联合培养技术技能人才，并鼓励台湾的“双师型”教师来闽任教。据悉，这是大陆首个涉台职业教育合作的地方性法规。其中，《条例（草案）》规定，鼓励机械制造、电子信息、生物医药、新材料、新能源、现代农业、节能环保以及其他本省急需发展的学科专业领域开展闽台科研合作，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有关部门应当在资金、项目与成果转化等方面予以支持。同时，《条例（草案）》还规定，鼓励本省高等院校、台湾地区高等院校同本省企业实行联合培养人才方式，培养应用型、技能型人才，草案特别强调，“台湾同胞可以单独受聘于从事闽台职业教育合作的院校、科研机构，从事教学、科研工作，并可作为项目负责人申请相关学科领域的科研项目”。

　　另外，我省还有望引进台湾职业教育的管理模式，支持闽台职业教育采取联合开展科学研究和科技开发、联合举办职业技能培训与认证、建立教育教学与科研资源共享平台、建设师资培训基地和学生实训基地等多种形式开展交流合作。

    本报北京11月26日讯（记者 万玉凤）今天下午，中国人民大学就业指导中心主任周荣做客教育部官方微博“微言教育”组织的“就业大家谈”，就如何确定职业方向等就业相关话题，回答了网友的提问。

    求职时要以什么为主要导向？要找喜欢的还是专业对口的工作？怎样判断一份工作是不是适合自己？对网友关心的这些问题，周荣认为，选择一种职业其实就是选择一种生活方式，职业选择要以兴趣为主，如果你找到了自己的职业兴趣，终身的职业发展就会有了强劲的原动力，你就会对自己的未来“以身相许”。

    周荣表示，从数据可以看出，文科毕业生在职业发展中的竞争优势还是很明显的。很多文科毕业生，学习能力强，应变能力强，适应能力强，在新领域能很快学习到新技能、新知识，开辟新的事业。

    本报瑞金讯 （记者唐燕 通讯员杨友明）“今年就业季，被媒体称为‘史上更难就业季’。但瑞金职业中专的毕业生不愁工作机会，不少企业正排队选聘他们。”11月20日，瑞金市职业中专有关负责人说。近年来，瑞金不断深化职业教育改革，职业教育规模不断扩大，服务经济社会发展的能力水平不断提高，带动该市就业形势不断好转。

　　该市通过政府出资、向上争资等方式，加大对职业教育基础设施的投入。同时，针对职业学校师资难选、难招、难留的问题，把建设优良的职业教育师资队伍放在首位，通过深入高校现场招聘、面向社会公开招聘等形式，招聘责任心强、专业素质高的专业教师。此外，还主动“打开大门”，吸纳往届适龄初高中毕业生、回乡青年报读职校，让更多人通过接受职业教育拥有一技之长。2011年至2014年，该市接受职业教育的人数年均增加1500余人，就业率达95%。

    中央财政近日下达现代职业教育质量提升计划专项资金40亿元，比2013年增长23.5%，用于支持地方建设中职学校实训基地、维修改造校舍、购置教学仪器设备和图书资料等方面，改善中职学校基本办学条件，提升中等职业教育基础能力。该专项资金重点支持本地区公办中职学校(含技工学校)改善基本办学条件，以适应区域产业转型升级要求，适当向人口集中和产业发展需要的农村、民族和贫困地区倾斜；支持在区域内发挥引领示范作用的公办中职学校，进一步提升办学水平；要兼顾符合办学要求、教育质量高、社会声誉好的民办中职学校。

　　全国中等职业学校教育经费增幅领先

　　《国家中长期教育规划纲要》明确指出要大力发展职业教育，满足经济社会对高素质劳动者和技能型人才的需求。近年来，中央政府高度重视职业教育，不断加大职教投入。教育部、国家统计局、财政部日前联合发布了2013年全国教育经费执行情况统计公告。公告显示，2013年国家财政性教育经费为24488.22亿元，占国内生产总值比例为4.30%，比上年的4.28%增加了0.02个百分点。

　　2013年，全国教育经费总投入为30364.72亿元，比上年的27695.97亿元增长9.64%。其中，国家财政性教育经费为24488.22亿元，比上年的22236.23亿元增长10.13%。2013年全国公共财政教育支出为21405.67亿元，比上年的20314.17亿元增长5.37%。其中，中央财政教育支出3883.92亿元，比上年增长2.7%。全国公共财政教育支出占公共财政支出140212.1亿元的比例为15.27%，比上年的16.13%降低了0.86个百分点。

　　根据统计公告，在生均经费方面，全国中等职业学校的教育生均公共财政预算教育事业费支出、公用经费支出增幅分别为16.14%、20.18%，均领先小学、初中、高中和高等学校的相应增幅。在各项统计数据中，贵州省中等职业学校教育生均公共财政预算公用经费支出增长最快，增幅高达74.16%。

　　十年投专项资金1113亿元支持重大项目建设

　　据统计，2004-2013年，中央财政共投入各类专项资金1113亿元，支持了四大类职业教育重大项目建设。

　　一、基础能力建设项目。主要有职业教育实训基地建设计划。2004-2013年，中央财政共投入专项资金78亿元，支持建设了4556个职业教育实训基地。还有职业院校教师素质提高计划。2007-2013年，中央财政共投入专项资金21亿元，引导和激励各地对职业院校优秀骨干教师进行了培训，从根本上解决了职业院校“双师型”教师不足、教师整体素质不高的问题。

　　二、示范引领项目。主要有中等职业教育改革发展示范学校建设计划。2010-2013年，中央财政共投入专项资金近100亿元，分三批重点支持了1000所中等职业学校改革创新，提升教育质量。还有国家示范性高等职业院校建设计划。2006-2013年，中央财政共投入专项资金46亿元，分两期实施，重点支持建设了200所国家示范(骨干)高职院校。

　　三、学生资助项目方面。2006-2013年，中央财政安排中职国家助学金472亿元；目前，中职学校所有农村(含县镇)学生、城市涉农专业学生和家庭经济困难学生免除了学费，享受免学费学生人数约占中职在校生数的91.5%；全日制正式学籍一二年级在校涉农专业学生和非涉农专业家庭经济困难学生在享受免学费政策的基础上还能享受国家助学金。

　　四、综合奖补项目。2013年，中央财政安排职业教育“以奖代补”专项资金64亿元，用于各地建立完善职业教育生均拨款制度，改善职业院校办学条件，加强“双师型”教师培训和实训基地建设，提升职业教育基础能力和教学质量。通过中央专项资金的支持，带动地方政府投入18亿元，推动了各地建立完善以改革和绩效为导向的职业教育生均拨款制度，促进了职业院校办学模式改革和办学条件的改善。

新密市职教中心杨海现校长在座谈会发言

市直一初中校长王金良在在座谈会发言

    【中原经济网讯】11月26日上午，新密市2014年职业教育工作座谈会在市教体局南三楼会议室召开。全市各乡镇街道办事处中心校、各职业学校和各初级中学校长，教体局职成教科和职成教教研室全体工作人员80余人参加了会议。

　　座谈会现场气氛热烈祥和，与会校长们争先恐后积极踊跃发言。新密市职教中心杨海现校长首先就党中央、国务院高度重视职业教育工作带来的发展机遇充满信心，对全国、河南省、郑州市及新密市职业教育发展现状和与会人员进行了充分交流。他还对职教中心一年来的工作所取得成绩和面临的困境进行了全面总结回顾分析，对大力支持职教工作的单位和人员表示真诚的谢意，并热切希望与会单位和与人员一如既往地支持新密职教工作。市直一初中校长王金良针对目前我市初中毕业生升学意向进行了深入浅出地分析，指出了可以借力我市开展的“职普联手共发展”工程推进职业教育工作的建设性建议。米村镇、西大街办事处等单位参会校长也都从不同视角交流了各自经验、看法和建议。

　　市教体局局长卢长水作了重要讲话。卢局长指出：一是要提高认识。要站在国家未来发展趋势的高度，解读党和国家的路线、方针和政策，提高认识水平。二是要通过提高对口升学率，打通中职生未来的成长空间和发展通道。三是要加大宣传力度。各初中要从初一新生入学抓起，开展职业生涯规划教育，引导家长和学生转变观念，抱着对社会负责、为学生的未来负责的态度，做好宣传引导工作。五是要加大奖励力度。要通过加大奖勤罚懒力度，提高职业教育教学工作质量和从教人员的积极性。

　　会议由教体局副局长马忠臣主持。(新密市教体局郭卫民、朱建森)

　　近期，有关蓝翔的段子在网上热传，调侃之余，我们似应意识到，蓝翔所代表的职业教育，恰是大国迈向强国过程中所不可忽视的因素，这一点，美国和德国等国的职业教育发展历史很能说明问题。

　　从内战结束到20世纪初，是美国经济迅猛发展的时期，也是美国教育尤其是高等教育发展最为迅速的时期，被一些历史学家称作“大学时代”。这期间，美国成立了200多所新大学，很多老大学也都有了研究生课程。进入进步时代(1901-1921年期间，广义的是指1890-1920年之间)，教育被赋予了新的使命：提高民众素质，改善工人处境，在智识上尽可能地拉近人与人之间的距离。职业教育也正是这个时期的发展重点。

　　职业教育被视为20世纪最成功的改革举措之一。在进步时代初期，商界领袖和政治家们为在全球市场竞争的吃力所困扰，尤其是担心与德国展开的教育竞争，因而对职业教育给予了充分的认可和支持。需要指出的是，在这一阶段，德国的职业教育发展得可谓如火如荼，为德国的崛起奠定了人力资源上的基础。

　　进步时代美国的职业教育运动，不仅培养出大批有技术的青年人，而且也促进了美国学校中理论联系实际的作风的养成。值得一提的是，很多城市学校和职业教育请来工匠、熟练技工和其他经验丰富的手艺人来传授专业课程，不仅教育效果好，而且还使得中学教师得以腾出时间专注于学术和公民教育。

　　在大学层面，1862年和1890年通过的两部《莫里尔法案》促使大学课程从古典课程向应用型课程转变，并为州立高等教育的大规模发展提供了动力，这一切，还要感谢林肯总统通过的增地法案，也即根据国会议员的多寡按照每位议员3万英亩土地的标准向各州增地，用来建立农工学院等实用型学院，这也可以说是高等教育层面的职业教育，至少是非常重视职业教育的高等教育。

　　教育尤其是职业教育在塑造国民性方面发挥了巨大作用。教育的平民化，是进步时代最大的教育进步之一。1870年时，全美的大学和学院招生数量仅为5.2万人，到了1920年则到达60万人。高等教育已不像过去那样贵族化，仅为白人所独享，也没有那么强烈的宗教倾向，而且也不单是男性的专属。

　　值得一提的是，进步时代的反腐败运动，也是对美国教育事业的极大保护。在镀金时代，腐败也在教育部门流行，不仅教育主管部门贪官林立，而且很多学校董事会和学校制度也陷入赞助与腐败的泥潭，不仅很多不合格的管理者和教师被腐败分子安插进学校，而且学校的建筑合同、教材和日用品的购买也充斥着行贿受贿。而在进步时代，不仅城市反腐带动了教育反腐，而且以约翰·杜威为代表的一些进步主义教育家也发起了教育改革运动，促进了教育理念的更新和教育水平的提升，更在一定程度上遏制了教育界的不正之风。而埃拉·弗拉格·扬(第一位女督学、美国教育协会首位女主席)，更是力主将民主原则扩展到整个教育系统，她组织并倡导的教师委员会就是让教师在决策中拥有更大的发言权。

　　社会学家在对一些发展中国家进行研究后发现，很多国家所处的发展阶段大致相当于1890年的美国，从教育上看，这个时期美国教育注重培养孩子个人能力感、对新事物的开放度、自立精神和摆脱权威束缚的独立意识，而有些国家的教育还没有进化到这个阶段。国民素质相差一百多年，根源其实还是在教育上。

　　这种平等意识还体现在对出身的轻视和对奋斗的尊敬。在美国很少出现嚣张的富二代或青云直上的官二代，“英雄不问出处”，人们欣赏的是靠自己努力奋斗上来的人。这也正是职业教育备受重视、技术工人受到尊敬的重要的社会心理根源。

    本报11月26日讯(记者　王明婧　通讯员　马东)　为展示汽车专业学生实习效果,近日,德州科技职业学院汽车工程系举办2014年度教学成果展,全面展示一年来该系在开展人才培养实习实训等方面的工作成效。

    在教学成果展上,由学院汽车工程系2012级学生设计、制作的毕业作品纷纷亮相。建筑专业的“花园别墅”、“中国馆”等建筑模型,汽车专业的电动四轮“火星车”、电动平衡车等汽车类实物,逐一在活动现场演示,接受师生观摩和点评。据了解,本次教学成果展上的作品,全部为该系学生自行设计、制作,重点突出了学生的实践操作能力和团队协调能力。

会  场

　　11月19日至20日，由甘肃现代农业职教集团主办、甘肃省职成协会“三农”研究会协办、甘肃农业职业技术学院承办的甘肃现代农业职教集团一届二次会议在甘肃农业职业技术学院召开。

　　会议主要针对中高职贯通人才培养方案中职阶段各专业群必开基础课和服务“三农三化”两大内容进行了深入研讨。甘南州畜牧学校、甘肃畜牧工程职业技术学院、天水农校、甘肃省财贸学校等28所中高职院校领导、教务处长、招办主任参加，甘肃国丰渭河源马铃薯种业公司、好利来食品总公司、大北农集团西北区等5家企业及甘农职院农业技术系、园林工程系、畜牧兽医系、经济管理系、食品化工系5个系负责人及代表参会。甘肃农业职业技术学院院长李敏骞做专题讲话，甘肃农业职业技术学院副院长张守润、副院长齐磊分别主持下午和上午的会议。

　　会上，甘肃农业职业技术学院李敏骞院长代表甘肃现代农业职教集团第一届理事会对中高职贯通人才培养方案中职阶段各专业群必开公共基础课和专业基础课设置方案进行了说明，并做了题为“职业教育与应用型特长生教育”的主旨报告。与会代表从中高职贯通中职学校的实际问题、院校服务“三农三化”、企业与院校深度合作、甘肃现代农业职教集团服务国家级农村职教和成人教育示范县建设等多个方面进行了大会交流。同时，分组研讨了畜牧兽医、种子生产经营与管理、会计电算化、园艺技术、食品营养与检测等5个专业(群)的中高职贯通人才培养方案，明确了中高职贯通的关键是加强中职学生的文化基础素养和专业基础素养，提出了中高职贯通中政府、学校各自需解决的问题。部分学校与企业、高职学校与中职学校达成了合作意向，旨在互惠互利促进职教集团共同体的发展。

  　访谈嘉宾：吴恒 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教科文卫委员会副主任委员；朱永新 全国政协常委、民进中央副主席

　　教育立法是依法治教中的重要组成部分。但是，在教育领域里不可能所有的事情都用立法来解决。要从教育特征出发思考教育立法。

　　很多基层教育工作者认为教育法律没有强制性，所以才会感到“无法可依”。因而有必要在考虑下一步新增或修订教育法律时，增加强制性作用在教育法律中的进一步体现。

　　教育立法不能仅依靠教育行政部门，而要充分发挥专家和第三方在立法过程中的作用。要注意立法工作中部门倾向的问题。

    现行7部教育法律不足以覆盖教育的需求，教育立法任重而道远。

　　党的十八届四中全会提出，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体系，必须坚持立法先行。那么，我国当前教育立法工作面临哪些现实问题？教育立法中的难点在哪里？如何破解这些难题？带着这些问题，中国教育报记者近日专访了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教科文卫委员会副主任委员吴恒和全国政协常委、民进中央副主席朱永新。

　　教育立法仅靠“六修五立”是远远不够的

　　记者：十八届四中全会提出要建设法治体系、法治国家的总目标，对教育来讲就是要加快教育立法进程，落实依法治教。那么，在教育立法过程中到底如何把握好教育的特征，做到科学立法？

　　吴恒：教育立法是依法治教中的重要组成部分，要把握好教育立法则有必要从教育的四个特征出发进行深入思考：

　　第一，教育是现行主要社会矛盾的集中体现。党的十八大报告里再次提出，当前社会的主要矛盾是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求与社会生产力不相适应的矛盾，按老百姓的话讲就是供需之间的矛盾。在整个过程中，我们的努力和需求总体上还是不相匹配，教育就是这个主要矛盾的集中体现。即使在农村地区，吃饱穿暖都基本达到了，人们对教育就有了更高的要求。事实上，教育问题很多时候不仅仅是教育总量的问题，而是教育的结构和水平高低的问题。由此来看，我国的教育立法工作必须立足于中国的实际来进行，就像习近平总书记所说的，不能说国外有的我们一定要有，也不能说我们有国外没有的就要取消。

　　第二，教育是个人行为与国家行为的交织体。我国宪法明确规定，“国家发展教育事业，提高全国人民的科学文化水平”。教育是法定的国家行为，也是个体行为。这首先体现在每个家庭对教育的需求不同，也跟教育的方式有关。说到教育，一个很重要的特点是必须要靠教师来实施，教师授课时有很多技巧和施教方式，这些都取决于教师个人的素养。对国家行为来讲，法律具有强制性；而对个体来讲，法律就比较宽容。比如个人违反相关规定，义务教育法说“要进行批评教育，并限期改正”，并没有说给任何处分。这就是说，在教育领域里不可能所有的事情都用立法来解决，散布在千万家庭里的个人行为，你能用一部法律把它框定吗？

　　第三，教育是涉及多个领域的多因素的集合体。教育需要投入、教师、手段、场所、环境，等等。因此，我们就要去深度分析这些因素和环节的内在关系，在其中找到起支架作用的关系来立法。这样的教育立法才更有针对性。

　　第四，教育是意识形态与物质实体充分融合的现实空间。教育属于上层建筑，但学校是实在的。这就是说，我们不能只是把校舍、设施等硬件搞上去了，就说教育做好了。

　　总体来讲，法律具有规范作用和社会作用。法律的规范作用是由指引作用、评价作用、教育作用、预测作用和强制作用五个方面构成的。在这五个作用中，很多人只关注强制作用，这也很容易理解，一讲有什么纠纷，就打官司。这种看法不完整，如果把五个作用都理解清楚，对于教育立法和依法治教的认识才能比较全面。

　　朱永新：教育立法对落实依法治教当然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我在担任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期间，多次呼吁要加强教育立法。尽管我们已经宣布社会主义法律体系已经基本完成，但我一直认为教育立法任务远远没有完成。作为社会主义教育法律体系也远远没有完成，目前我国很多法已经远远不能适应新的时代，教育立法仅仅靠“六修五立”是远远不够的。一些国家的教育法治，需要上百部法律。按照这个标准，我们还有很长的路要走，我一直建议对整个教育立法做一个系统的规划，教育的所有问题都要纳入法律管理。

　　现行教育法律不足以覆盖教育需求

　　记者：我国先后颁布实施了《义务教育法》《教师法》《教育法》《高等教育法》等重要法律。但是，基层的教育工作者还是时常觉得无法可依，对于教育实践中出现的很多问题不知道依据何种法律来解决。您认为造成这种状况的原因何在？

　　朱永新：一方面，我国的很多教育法律已经远远不能适应新的时代要求，像《高等教育法》、《教师法》很多条款已经远远跟不上现在时代的发展了。很多问题用现在的法律是无法规范也无法解释的。

　　另一方面，很多教育问题还没有立法，比如，我们没有《学校法》，校园里很多问题的处理没有依据。我经常举例说，一个孩子有先天心脏病，在学校突然去世了。这种情况根据国外的惯例，学校是可以免责的，但在我国就不行，学校就非得赔偿，而且家长大都要到学校闹事。现在，很多学校把单双杠都撤了，就是因为校长怕学生锻炼出事，一旦出事学校就得赔偿。比如，终身教育、家庭教育、学校图书馆等目前也没有相关法律，国外的《公共图书馆法》里面是含学校图书馆的，或者是专门设置有学校图书馆的馆法。

　　再比如，我们没有《考试法》，对考题泄露、招生徇私舞弊，只能按照经济犯罪的行贿受贿来处理。不仅是国家级的考试，学校的考试都应该有法律可依。政府的文件是不能替代法律的，法律在很多具体的教育问题上都应该有精细的规定。

　　如何理解基层教育工作者觉得无法可依这种情况呢？在我看来，主要有两点：一是我们的法治意识不强，有法不用、违法不究。前年在贵州发生的四五个小孩子爬进垃圾箱窒息而死的事，后来查出这些孩子根本没有读书。如果严格执行《义务教育法》，这是可以判的，父母没有把孩子送到学校，明显要负监管责任，地方政府也有责任。如果仔细研究可以发现，现有的几部教育法，至今极少有过判例。我们有没有按照《教师法》处理过一起教育问题？有法不依，说明我们的法治意识不强。

　　二是很多法律条款模糊不清，无法执行。把法律写成了政府文件的形式，可操作性不强，执行力就打折扣了。这两个问题同时存在，十八届四中全会提出要立法先行，我觉得这是很关键的。相对来说，社会主义法治体系里，教育这一块是比较薄弱的。

　　吴恒：目前，我国已经施行的教育法律有7部，按时间顺序来讲，《教师法》是1993年通过、1994年正式施行的，《教育法》是1995年通过施行的，《职业教育法》是1996年通过施行的，《高等教育法》是1998年通过、1999施行的，《民办教育促进法》是2002年通过、2003年施行的，《学位条例》（修订）是2004年通过施行的，《义务教育法》（修订）是2006年通过施行的。

　　有人把教育分成30个维度，比如成人教育、特殊教育、函授教育、网络教育。按照这30个维度，7部法律还不到四分之一。随着社会的发展，教育维度也在发展。不妨从全国人大代表提出的文案来切入，从2008年到2014年的7年间，新增加的教育维度多达12个，比如终身教育、家庭教育、国家助学贷款，等等。从国际教育发展态势来看，也有很多新的维度，比如慕课。教育的形式不同必然会带来内容的不同。现行7部教育法律不足以覆盖教育的需求，教育立法任重而道远。

　　对基层教育工作者的法律困惑，可以从三个方面来认识：第一，对法律作用的认识不够全面。很多人只看到法律的强制作用。法律分六大部类，教育是归到行政部类的。作为行政部类，就跟政府、公益性有密切关系。如果把刑法部类和行政部类的法律拿来比较，确实刑法的强制功能尤为显著，行政部类相对来讲强制功能不那么显著。很多基层教育工作者认为教育法律没有强制性，所以才会感到“无法可依”。举个例子，《职业教育法》对县级政府就发展职业教育的责任提出了规范性要求，如第17条、第18条。然而，对这两条如果违反了，应怎么处罚，法律里没有明确规定，这就给人感觉“无法可依”。

　　第二，对法律的执行力理解不够。这里有两层意思：一是立法、执行、司法、相关保障，是一个整体，只有四个方面都做到了，才能称之为完备的法治体系；二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是宪法、法律、国务院的条例、地方法规、部门规章等构成的，并不仅仅限于法律和宪法，这一点必须要明确。

　　以民办教育为例，基层反映比较多的是举办者收取学费后卷款而逃，以及收学费的水平和办学条件的改善不相适应，教师待遇低等。我认为，这些问题的存在在很大层面上是我们对法律执行不严的结果。法律有明确规定的，比如民办教育是民办非企业，在教育部门审批，在民政部门登记，是要年检的，实行财务报告制度。这些内容在《民办教育法》、国务院相关条例以及教育部、民政部、财政部等部门出台的行业规章中都有相关规定，如果严格按照这些办法来依法年检，我相信这些违法行为基本上是没有空间的。我们现在的问题是重审批、轻管理，执法不力。有法不依或不严格执法，法律的作用就会大打折扣，法律的生命在于实施。

　　第三，应当考虑在教育的法律中逐渐增大强制性功能。教育法律虽然属于行政部类，但也要增强强制性功能。既要处罚乱作为，也必须加大对不作为的处罚。《义务教育法》修订后，对不作为的要求就增加了很多。如果有这样的要求，很多由教育资源配置引发的纠纷就能得到很好的解决。因而有必要在考虑下一步新增或修订教育法律时，增加强制性作用在行政部类法律的进一步体现。

　　教育立法面临诸多现实的教育难题

　　记者：目前，我国教育面临包括择校、大班额、教育纠纷等现实难题。同时，对于教师管理、高校招生考试等教育事务的处理，目前也没有法律依据。这些都是教育立法面临的现实难题。那么，您认为教育立法如何克服这些难题？另外，当前家庭教育、学前教育成为社会关注的热点，您认为相关的立法时机是否成熟？

　　吴恒：导致教育问题出现的原因很多，从理性角度来看，教育具有比较浓郁的个体行为的特点。我们经常听到这句话：“不能让孩子输在起跑线上。”由此造成早教、胎教越来越受家长追捧，因为家长有需求，所以幼儿教育机构就适应这种需求，不自觉地将幼儿教育小学化。

　　再说大城市的择校问题。家长都希望孩子跟随名师，名师出高徒嘛，这是不能指责的。但名师毕竟是有限的，这就又回到了教育的基本矛盾，即优质教育资源提供与人民群众需求之间的矛盾。

　　最后再说大班额的问题，这与人口的流动有关。学生可以自由流动，教师却不能。现在的解决办法是在流入地不断扩大学校规模、数量，增加教师，这就又带来一个新的问题：流出地的学校因生源锐减，是否就可以关闭了呢？在我看来，这是根本不可行的。

　　对上述教育难题，仅靠法律是无法解决的，还得通过德的引导来缓解，所以我们说要把依法治国与以德治国相结合。

　　谈到家庭教育、学前教育立法的问题，我认为学前教育很重要，有关的立法调研已经开展多次，我本人也参与调研过几次。其中，有很多问题值得思考。第一个问题：孩子是谁的？仅仅是父母和家庭的？其与国家和民族有何关联？第二个问题：对幼儿行为养成来说，哪些是必需的呢？第三个问题：如果把学前教育主要授予学龄前的教育机构、养育机构，他们和家长的需求要怎么整合呢？对于这些关系，目前还需要深入探讨。

　　关于家庭教育，我们现在必须思考这个问题：家庭教育与学校教育、社会教育如何整合？比如说，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和中华传统理念如何在家庭教育中体现？家庭教育的国家行为怎么体现？家庭教育要立法肯定是必要的，但作为法律来讲，法律的五个功能如何体现呢？这些都还需要进一步深入研究。

　　教育立法不能仅依靠教育行政部门

　　记者：2010年出台的《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提出了“修订教育法、职业教育法、高等教育法、学位条例、教师法、民办教育促进法，制定有关考试、学校、终身学习、学前教育、家庭教育等法律”，即“修六立五”。目前，有关法律的制定和修订工作进展如何？您认为哪些法律应优先制定？哪部法律的立法难度最大？

　　朱永新：老实讲，目前“修六立五”的进展不大，主要原因是我们目前的立法体系是闭门立法，或者说部门立法，太过于依靠教育行政部门。因此，我认为教育立法不能仅依靠教育行政部门，而要充分发挥专家和第三方在立法过程中的作用。比如，可能把《考试法》交给一个专门机构去研究，让他们把研究结果交给教育行政部门，这就是开门立法。十八届四中全会专门把这个问题提出来，立法要更加开放、多元，可以委托社会机构参与立法过程。我想，教育立法也是如此。特别是今后那么多教育问题需要立法，完全可以调动民间的力量、社会的力量。

　　说到哪部法律应当优先制定，我认为《学校法》应该排在最优先的位置，现在很多引起教育纠纷的事件，都发生在学校，学校的办学急需法律来规范；其次是《考试法》，因为考试是指挥棒，很多行为是围绕考试来进行的；再其次是《学前教育法》，全国人大已经做了有关立法前期的调研工作，我不主张叫《学前教育法》，应该叫《幼儿教育法》，这样更准确一点。从国际上来说，也不大用学前的概念。《终身教育法》也很重要，终身学习是社会的潮流和趋势，法国上世纪七八十年代就对终身教育立法了，我国已经晚了30年了。

　　教育立法难度大不大？在我看来，其实不难。因为这些法律在国际上都有先例。像日本的职业教育法，厚厚一大本。发达国家先走一步，有基本的法律文本可以借鉴，当然要结合中国的国情加以调整和修改。

　　吴恒：六部要修订的法律除了学位条例以外，都已经进到了国务院法制办，等待国务院常务会议审议。职业教育法在开了全国职业教育大会后，国务院法制办正在要求有关部委完善。行政部类的法律主要由国务院提出议案，国务院常务会议审议通过之后由国务院总理签发，提请全国人大常委会审议，审议以后表决通过，并颁布实行。按照这个程序设置，“六修”的法律除了学位条例以外都已经在国务院法制办等待国务院常务会议审议。五部新制定的法律据我了解还没进到国务院法制办，教育部正在进行前期的工作。

　　组织力量调动各方积极性开门立法

　　记者：为落实十八届四中全会提出的建设法治体系、法治国家的总目标，必须加快推进依法治教的进程。那么，如何立足实际加快教育立法的进度？

　　朱永新：现在只能将几部法律打包。如果严格按照全国人大的立法程序，不打包是不可能在2020年前全部完成的。因为从现在起到2020年只有6年。6年时间，一年通过一部法律的话，也是来不及的，修法也相当于立法，程序是一样的，一般都要3年，意见不一致的还要四审。不过，打包虽然能加快立法进度，但也有麻烦。11部法律，能保证没有问题吗？从审查程序来说也更加复杂。立法本身有立法法，要根据立法的规律、程序来走，还是有很大问题的。

　　再提几条具体的建议：第一是开放，教育部要尽快把相关法律分别委托给相关的教育研究机构和法律机构，不能全揽在手里，否则肯定影响进度。第二是促使全国人大将相关法律写进立法计划，因为你不按计划立法本身就是违法的。严格来说，我们国家立法是在党领导下进行的，教育规划纲要是党中央国务院颁布的，所以人大应该执行党的意志，人大必须把“六修五立”写进计划，提上日程。第三是教育部也要加快工作进度，把教育立法、依法治教作为今后一段时间的工作重点，组织全国的专家，系统攻关。教育部招标的重大课题要围绕这些问题展开，而不是简单地论证依法治教的重要性，要针对具体的教育问题来进行重大课题招标。

　　在推进依法治国的过程中，我们还要系统地梳理一下我们国家和发达国家立法方面的差距，要自觉清理、检讨、对照，做一个五到十年的规划。然后按照轻重缓急组织全国的力量，调动各方面的积极性，开门立法。争取用五到十年的时间，建立我国完备的社会主义教育法律体系。

　　要注意立法工作中部门倾向的问题

　　记者：《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推进依法治国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提出，行政机关不得法外设定权力，没有法律法规依据不得作出减损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合法权益或者增加其义务的决定。还有专家提出，当前推进教育立法要注意“立法工作中部门倾向”的问题，不能因部门利益影响和制约法治建设的推进。对此，您有何看法？

　　朱永新：一方面，行政部门不得违法，本身要在法律精神、法律框架下作为，凡是和法律相抵制的事情本身是无效的，也是不应该做的。另一方面，行政部门要积极推动立法，如果不出台法律，就只能依靠出台的规范性文件来保障教育改革发展，但由于这些文件的层次较低，因此在保障水平上就大打折扣。当然，有文件规定比没有规定好。

　　吴恒：“行政机关不得设定法外权力”，这个提法是依法治国这个总目标的本意所在，依法行政是依法治国的体现。《教育法》规定学校有9个方面的权利，现实中确实有很多学校权利没得到完全自主的体现，比如聘任教师，我们当然希望学校聘任合格的教师，如果行政部门干预学校招聘，必须依法有据。因此，我们要加快相关法律的完善和制定。这也说明我们的法律还不够完善、具体，有的地方空一些、虚一些，从而间接导致一些行政部门进行行政干预，这和四中全会提出的目标显然还有距离。

　　说到“立法过程中部门化倾向”的问题，我认为要一分为二地看，一方面，在行政部门草拟法律案的过程中，可能有难以跳出本部门的认识从而带来一些部门化的倾向。所以，要加强并完善立法的过程设置，以主动防范这种倾向，这个过程就如同一个筛子，要把部门利益筛掉。

　　另一方面，也不能由此就完全否定部门草拟法律案的做法。现在有人提出由第三方来起草法律草案，我不反对这种做法，但不能以此为理由摒弃部门在草拟法律案中所具有的重要作用。因为行政部门在某一个领域有大量的实践，积累了大量的经验，把这些经验梳理就形成了一个规则。由此来看，部门草拟法律草案不仅非常经济，而且非常实在。 

 生存艰难？社会“重普轻职”

“中职学校面临着双重危机：一方面生源存在不足，一方面教师人才短缺。”会上，窦瑞华一语指出我市中职学校正身处困境。与会专家认为，造成我市中职学校现状的根本原因是观念问题—社会普遍认为就读中职学校的学生是“成绩差的、垫底的”。其次，经费投入不够也造成了中职学校身处弱势。重庆教育管理学校校长赵仕民说，在教育经费的投入上，往往是教育阶段越高投入越大。此外，中、高职衔接不畅，也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中职学校的发展。

如何使中职学校尽快脱离困境？与会的校长们均表示，职业教育在办学模式上应该形式多样，灵活机动的办学；在制度上应该去行政化，从幼儿园长到大学校长都是一个级别，同时完善职教体系也十分重要。窦瑞华认为，在职业教育中同样应该产生本科生、研究生以及博士生。对于“中职学校设置的专业高职院校却没有，高职院校有的专业中职却未设”这个衔接不畅的问题，校长、书记们认为，主管部门应提前3年进行预判，对中职和高职统一进行设定专业、师资安排和配套建设。

校企合作？一头热一头冷

在大家看来，校企合作应该受到校企双方的追捧—就学校而言，搞好校企合作，学生就业有了保障，学校名气步步打响，从而促进学校招生；就企业而言，搞好校企合作，员工素质有了保障，产品质量得到提高，企业利润得到增加—对于学校和企业来说，这是件“双赢”的事儿。

梁平职业教育中心校长李少军用实实在在的例子证实了这一点。李少军说，梁平职业教育中心的电子专业目前已经包下某大型企业的外包生产线，让老师和学生进场工作。由于学校师生表现优异，现在不少工人都来到该校学习技术。

不过，有专家表示，更多的时候，校企合作出现了“学校这头热，企业那头冷”的局面。窦瑞华分析，之所以会出现这种情况，跟校企合作双方利害关系不够明晰也有关系，“其实企业也是教育的受益者，有校企合作的义务。”

“在目前的校企合作中，企业多处于主导地位。”赵仕民建议，须从制度上对校企合作进行规范，以保障企业和学校双方的利益。而李少军则提出，中职学校应该重点发展有强势生命力的专业，并在此基础上来与企业谈合作。 

教育部职业教育与成人教育司司长 葛道凯

　　党的十八届四中全会审议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推进依法治国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为职业教育加强制度标准体系建设，推动依法治教、依法治校，加快发展现代职业教育，进一步明确了前进方向，提出了新的更高要求。

　　一、为职业教育制度标准体系建设提供了重大机遇。

　　四中全会为职业教育制度标准体系建设指明了新的方向。十八届四中全会指出，全面推进依法治国是国家治理领域一场广泛而深刻的革命，要坚持从中国实际出发，努力实现国家各项工作法制化。这就要求职业教育要把推动各项工作制度化、规范化、程序化作为重要目标，深化体制机制改革，完善制度标准体系并强化实施、严格执行，发挥制度标准对事业发展的引领、推动、规范和保障作用，实现科学发展常态化，打造服务升级版。

　　二、推进制度标准体系建设是职业教育落实四中全会精神的重大任务。

　　当前，我国改革进入攻坚期和深水区。进一步加强制度标准体系建设、深化重点领域和关键环节改革、推动依法治教、依法治校、提升职业教育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现代化水平，是职业教育战线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的重要中心任务。

　　科学立法是前提。要把修订《职业教育法》作为制度建设的重中之重，着力解决制约职业教育改革发展的关键问题，为依法治教、依法治校提供高质量的法律保障。要把制订《职业教育校企合作促进办法》作为重点内容，使企业真正成为职业教育的重要办学主体，使职业教育成为企业技术升级和产品换代的助推器，实现校企合作育人、产教融合发展。

　　政策配套是重点。要抓好配套政策制订，把实践证明行之有效的措施及时上升为政策、制度和标准，力争在产教融合、职普沟通、中高职衔接、行业企业参与、“双证书”制度以及完善就业政策、提升技术技能人才队伍地位等方面取得突破，切实推进教育和生产过程相衔接，教育和市场评价相结合，教育和劳动制度相配套。

　　工作机制是基础。要落实法定职责必须为、法无授权不可为的要求，勇于负责、敢于担当，加强教育与政府其他部门、行业组织的协调配合，打出制度标准建设“组合拳”，合力释放政策活力。要加强与人大、政协的沟通合作，配合健全人大主导立法工作的体制机制，发挥政协群策群力的作用，确保制度建设的科学性与可行性。要抓好落实是关键。要加强普法宣传，充分运用主流媒体和新兴媒体，使职业教育方针政策及时进学校、进企业、进社区，特别要对接行业企业诉求，激发其动力，深化其参与，形成有利于职业教育发展的良好氛围。

　　人才培养是根本。要加强法治教育，上好德育课、思想政治理论课，设立法治知识课程，推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理论进教材进课堂进头脑。要利用学校专业资源拓展法律服务，积极面向社会开展法治教育培训，增强全社会学法尊法守法用法意识和能力。

　　11月20日,江西宜春职业技术学院举行彝族同学欢庆2014彝历新年活动,65名来自四川大凉山的彝族学生欢唱敬酒歌,齐跳达体舞,现场制作彝族美食荞芭,吃砣砣肉,在异乡欢庆彝族年,并为大凉山贫困山区小学捐款。彝族除了传统的火把节,最盛大的节日就是彝族年,彝语称“库什”。图为11月20日,江西宜春职业技术学院彝族学生和老师载歌载舞欢庆彝历新年。 邹海斌 摄

　　11月20日,江西宜春职业技术学院举行彝族同学欢庆2014彝历新年活动,65名来自四川大凉山的彝族学生欢唱敬酒歌,齐跳达体舞,现场制作彝族美食荞芭,吃砣砣肉,在异乡欢庆彝族年,并为大凉山贫困山区小学捐款。彝族除了传统的火把节,最盛大的节日就是彝族年,彝语称“库什”。11月20日,江西宜春职业技术学院彝族学生跳起欢快的舞蹈庆祝彝历新年。 邹海斌 摄

　　11月20日,江西宜春职业技术学院举行彝族同学欢庆2014彝历新年活动,65名来自四川大凉山的彝族学生欢唱敬酒歌,齐跳达体舞,现场制作彝族美食荞芭,吃砣砣肉,在异乡欢庆彝族年,并为大凉山贫困山区小学捐款。彝族除了传统的火把节,最盛大的节日就是彝族年,彝语称“库什”。11月20日,江西宜春职业技术学院彝族学生分享砣砣肉。 邹海斌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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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月20日,江西宜春职业技术学院举行彝族同学欢庆2014彝历新年活动,65名来自四川大凉山的彝族学生欢唱敬酒歌,齐跳达体舞,现场制作彝族美食荞芭,吃砣砣肉,在异乡欢庆彝族年,并为大凉山贫困山区小学捐款。彝族除了传统的火把节,最盛大的节日就是彝族年,彝语称“库什”。 11月20日,江西宜春职业技术学院彝族学生欢唱彝族民歌。 邹海斌 摄

　　11月20日,江西宜春职业技术学院举行彝族同学欢庆2014彝历新年活动,65名来自四川大凉山的彝族学生欢唱敬酒歌,齐跳达体舞,现场制作彝族美食荞芭,吃砣砣肉,在异乡欢庆彝族年,并为大凉山贫困山区小学捐款。彝族除了传统的火把节,最盛大的节日就是彝族年,彝语称“库什”。11月20日,江西宜春职业技术学院彝族学生向大凉山贫困山区小学捐款。 邹海斌 摄

　　11月20日,江西宜春职业技术学院举行彝族同学欢庆2014彝历新年活动,65名来自四川大凉山的彝族学生欢唱敬酒歌,齐跳达体舞,现场制作彝族美食荞芭,吃砣砣肉,在异乡欢庆彝族年,并为大凉山贫困山区小学捐款。彝族除了传统的火把节,最盛大的节日就是彝族年,彝语称“库什”。11月20日,江西宜春职业技术学院彝族学生跳起欢快的舞蹈庆祝彝历新年。 邹海斌 摄

本报讯（记者荆常忠通讯员杨娟报道）11月25日，市人大常委会执法检查组对全市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职业教育法》（以下简称《职业教育法》）情况进行了执法检查。

执法检查组首先到博兴县职业中专和滨州职业学院实地检查，随后召开汇报座谈会，听取了市政府关于实施《职业教育法》情况的汇报。

目前，全市共有高等职业学院、技术学院和技师学院各1所，国办中等职业学校10所，民办职业学校4所，其中国家骨干高职院校1所，国家中等职业教育改革发展示范校3所，国家级重点中等职业学校5所，省级重点职业学校2所。2014年，我市中职和高职招生规模分别达到14865人和4452人，在校生人数分别达到46733人和15587人。全市职业教育院校开设了十四大类110个专业，涵盖了全市特色优势产业，基本满足了公共服务需求。目前，我已初步形成了较为科学合理的职教体系。

市委常委、副市长祁维华参加汇报座谈会，市人大常委会副主任郭建新参加检查。崔其忠、石忠、宁守东等陪同活动。